“我挺幸运的，能够从事喜欢的行业。”近日，资深媒体人杨澜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，回顾了进入媒体行业30年来的历程。她将“提问”视作一门手艺，“要想做一个好的记者，就得好好做功课，永远保持像艺术家创作的兴奋感”。
杨澜。受访者供图
从业30年，很幸运
初春时节，北京已经不是太冷。接受采访时，杨澜穿了一件粉色的外套，搭配浅色的裤子和高跟鞋，依然保持着访谈节目里的干练气质。
“时间是非常奇妙的事情，经常有一些朋友说，他是看着我的电视长大的，我一看他都快60岁了。”杨澜感叹“岁月是把杀猪刀”，但仍然觉得自己挺幸运，“能够从事喜欢的行业，还一做就是30年。”
杨澜说，自己入行这30年，也是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30年，“1989年年底，当我被选中做了《正大综艺》节目主持人开始，就伴随着中国电视一步一步的创新和改革走到今天，每一次都是从一个舒适区走到一个新的变化当中。”
身为资深媒体人，她深切感受到，2018年，网络主播愈发红火，而电视无论是在收视率还是广告额上都有所下滑，似乎再次显现了一个媒体格局的改变。对此，她觉得有一点伤感，但也有欣喜的地方。
“过去做一个访谈节目，常常为了照顾‘普遍口味’，要在访谈人物上做一些选择。比如电视台会要求你多采访几个明星，收视率会更好。”过去，这类选择总令杨澜感到纠结，“但互联网兴盛后，大家的喜好分布变得垂直而多元，可以相对于此做某一类节目，我觉得反而是一种解放。”
“人工智能”会抢了主持人的饭碗吗？
出于媒体人的新闻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，2016年，杨澜带领团队制作了“探寻人工智能”系列纪录片，为大众展现了当时最前沿的科技。那时，有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她脑中想去证实：我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？
资料图：杨澜在第六届巴纳德全球专题研讨会上讲话。中新社发 潘索菲 摄
在制作《探寻人工智能》第一季时，杨澜在采访中就发现，已经有财经新闻的稿件是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的，当时人工智能确实已经从文字写作的角度挑战了记者的工作。
“当然现在也有人工智能的主播，不新鲜。但我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：它们的确能够取代一些重复率比较高、比较机械的工作，可是很难取代富有创造性的部分。尤其是提问。”杨澜分析。
她用自己做人工智能采访时的一件小事做例证：“一位嘉宾说，只有你会跨越重洋来问我这么多问题。人工智能会有这样的好奇心吗？”
“某种程度上，‘提问’是个很难替代的工作。一个机器人很容易学会一万种问题回答的方式，但很难问出十个具有连续性的问题。所以，我有一点小小的‘幸存感’。”杨澜说。
提问是一门手艺
如杨澜所言，“提问”在很多时候是一个记者或者访谈节目主持人制胜的法宝。她将之形容为“一门手艺”。
资深媒体人杨澜。受访者供图
“我曾经是一个不善提问的人。”杨澜在书里写过这么一件事：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，选修了一门课是社会学，因为上课从来不提问，成绩被老师硬生生从A拉到了B，“我去理论。老师告诉我：如果你不提问，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积极思考？”
那时她还没想到，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个靠“提问”为生的媒体人。但却意识到它的重要性：提问的能力需要学习、磨炼，在很多很多错误和懊恼中不断进步那么一点点、再一点点。
“我的小伙伴们给我做过统计，差不多每一次采访一个人物要看10万到20万字的资料；采访1000个人物，差不多有1.6亿字的阅读量。”杨澜觉着，有时读完一本书也不见得能产生一个好问题，充其量只是让自己避免一个蠢问题，但这就是“读”的价值。
总结经验，杨澜说，无论做多少准备，可能三分之一的问题都是即兴的，依据对方回答你的反应而来，“这个过程是一个带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过程。要想做一个好的记者、做一个好的访谈，得好好做功课，永远保持像艺术家创作的兴奋感。”
未来打算做什么？
也许真是那种艺术家创作般的兴奋感给了杨澜动力，她入行30年，采访过很多不同领域的行业精英，却从来没有倦怠过。
资料图：杨澜。中新社发 刘震 摄
“传统媒体在变。但我的好奇心从未改变，甚至现在讨论一个选题或者进行一个采访的时候，我还会感到一种兴奋和紧张。”杨澜认为，从业30年，能够保持兴趣很好。
她将自己定位成“一个讲故事的人”，“所以说，一直没变的是我向世界发问的好奇心，和想把故事讲好的意愿。”
她的确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工作，新的视频节目也即将上线，还出了书——今年2月，《一问一世界》百万册畅销升级版推出，是杨澜30年媒体生涯中采访上千位人物，上万次提问的精华，新版新增了4万字杨澜从未发表过的内容。
杨澜给自己排了新的写作计划，不久后还会有新作品出版。在她眼中，写作与做记者一样，都很有乐趣。
不过，曾有人疑惑，书的畅销会不会让杨澜不再专心做节目，而是去尝试更多的跨界，将工作重心转移？
对这类问题，她的回答很干脆：“我的职业生涯不会到此结束，我会一直问下去。”
责任编辑：李美辉
